上海译制片厂的黄金一代配音艺术家们(1980年摄)

有人说“动人的声音会表情”。有时候声音比影像更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比如说到上译厂，我想众多影迷都不会忘记那一部部经典的作品，和那一个个充满独特魅力的声音吧?

学者朱学勤在谈及邱岳峰带来白俄贵族的颓废，刘广宁带来苏州女子的妩媚，甚至在谈到这个群体时认为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创造了另一种汉语。此音当应天上有，人间何得几回闻。

听闻刘广宁突然去世的消息，许多影迷和配音爱好者都深感震惊。

仿佛昨天还在欣赏她的朗诵和表演，斯人却已远去，只盼魂兮归来。而作为上译上老大姐的苏秀，曾写过一本书，回忆那些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美好声音。

小编特此摘录如下，以飨读者追忆那段美好的声音岁月。

左起：刘广宁、程晓桦、赵慎之、曹雷、苏秀、童自荣

上海电影译厂制是个只有百多人的小厂。上译厂的演员组，只有二十多人。但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演员组却有三位来自名门的大家闺秀。

一位是刘广宁。她的祖父刘崇杰曾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驻欧洲诸国如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的全权公使。抗战前，他不愿与蒋介石为伍，全家到了香港。所以刘广宁是生在香港的。胜利后一直闲居上海。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同时还担任他老家福建省的政协委员。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去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广宁在《大众电影》上看到一张梅兰芳和电影明星胡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访问欧洲时，和一对中年男女的合影，没人知道那对中年男女是谁。刘广宁惊呼道：“那是我的爷爷奶奶呀!”照片的背景是一幅刘海粟画的鹰。她说：“这幅画在我们家也挂过。”可是，她家里所有关于她爷爷奶奶的照片，在十年浩劫中全被抄走，她自己一张也没有了。

少女时代的刘广宁

梅兰芳(左一)、胡蝶(左三)和刘广宁的祖父母

另一位出身名门的是曹雷。她的父亲曹聚仁不仅是一位著名记者、学者，与鲁迅等人往来密切，曾写有《鲁迅评传》等大量著作。而且由于他既是被称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先生的学生，也是蒋经国的朋友，因此解放后，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和蒋家父子之间的密使。多次来往于海峡两岸，为双方筑起信息的通道，曾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可惜由于当时种种原因，未能促成国共的第三次合作。

曹雷和父亲曹聚仁先生在一起 (1958年)

再一位是潘我源，她的父亲潘仲鲁和母亲张岫岚都是国民党派遣的第一批去前苏联的留学生。是蒋经国的同学。她父亲抗战时，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社长。著名的陈香梅女士，当年就是他手下的记者。她母亲是国民党监察院的终身监察委员，一直到她九十岁。

潘我源在台北

小刘刚考进译制厂不久，大家就知道她祖父曾做过高官。但是她不张扬，生活上不挑剔，一点也没有官宦人家娇小姐的习气;却只有一种端庄气质。当年，我们在和美影厂合办的食堂吃饭，菜的味道也就是一般水平吧。可她却吃得非常开心。说“居然一个人可以吃一盘菜，从来没吃过这麽多菜。”她们家是个大家庭，祖父母、父母、一大帮弟弟妹妹，一盘菜轮不上她吃两口。所以她在厂里能一个人吃一整盘菜就感到很满意了。可见，她的祖母--曾经的公使夫人，持家有多么节俭。真正的贵族，并不奢侈。最近，跟她谈起这事，她告诉我：“我奶奶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她是个小脚，却能在高跟鞋里塞了棉花跳探戈。而一场舞跳下来回到家，脱鞋时脚都在颤抖。奶奶虽出生于官宦人家，不过没念过几天书，但是她聪明好学，不仅给文史馆写过好多史料，还会说法语。她不想让孩子们听到的话，就和我爷爷用法语说。”奶奶自幼生活在北京，小刘同奶奶一起生活，因此也会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刘广宁为《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凶手之一杰奎琳配音，这是她挑战最大、最难忘的角色

不知是否也是受奶奶影响，小刘生活俭朴，勤奋好学。她两个儿子都曾在国外留学，并取得了高等学位，她自己也有高级职称，生活应该还算富裕。可直到前两年，她出门还是尽可能乘公交，极少喊出租车，觉得既有公交可乘，坐出租就是一种浪费。直到近两年，体力不行了，才不得不喊出租。但是她却绝不肯无功受禄。有一次，她收到一笔稿费，搞不清是哪里寄来的。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寄给你的你就收下吧。想退也没处退呀。一般来说，不会寄错。”她才收下;还有一次，她参加一个活动，主办方给了几百元“车马费”，她慌了，说“我打车用不了这么多，剩下的怎么还给他们呀?”她就是这么个一板一眼的人。不管是什么单位，电台、电视台也好，里弄居委会也好，请她做节目，她都要认真准备，就和当年配音一样，绝不肯随便应付。

幼年曹雷与父亲曹聚仁

曹雷的父亲，长年住在香港，每次来大陆，都会和中央最高领导人会晤。有一次，邵力子请他去北京颐和园游湖，周恩来已经等在船上了。蒋介石方面想摸清中共当局对台湾的意图。周总理请他转告蒋介石：“不是招降，是商谈，只要政权统一，什么都可以商量。国共曾经合作过两次，为什么不能第三次合作?”曹聚仁把这次与周的会见详细情况写成文章发表在《南洋商报》上，全世界都看到了。毛泽东也曾多次接见曹聚仁，让他传话给台湾的蒋家父子。

当时，我们只知道曹雷的父亲在香港做记者，没人知道他的特殊身份。更不知道他曾多次回来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时，曹雷和她弟弟景行陪同她母亲去澳门奔丧，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猜不出曹雷家是什么路道。因为那时候澳门是葡属殖民地，普通百姓是不可能随便去那里的。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很久，才真相大白。

我曾多次去过曹雷家，见过曹雷母亲。她本人虽不是密使，却经常陪同曹聚仁先生去北京和参加他在国内的活动，并帮助传递信件。有人问我：“曹雷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她非常普通，像个退休教师。丝毫看不出她有什么特殊经历。

现在，不但曹聚仁先生的特殊经历曝光了，他的很多著作也得以在大陆重新出版了。整理父亲的遗作，就成了曹雷近年一件重要的工作内容。

曹雷和小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生活也非常简朴。也许因为曹雷比小刘能干，所以有过之无不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热天在家里穿的方领衫，曹雷都不肯花钱去买现成的，而是到卖布头的小摊上，买两块碎布头自己缝一件。我们录音时，常常要吃盒饭，女演员一般都吃不了，也就当垃圾丢掉了。可曹雷总是会把剩的半盒饭带回去，说明天早晨可以煮成泡饭，还说：“小时候，听妈妈讲，糟蹋粮食要遭天雷劈的!”还有一点是我和她共同的，那就是喜欢买处理品。比如，天快热时买冬天穿的衣服;或秋凉时买夏天的衣服。因为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买衣服，不在乎款式是否新潮。我曾花19元买了一条细条灯芯绒的长裤，花29元买了一件黑色绒线衫。这就是我穿着上中央台《艺术人生》的“礼服”。我们不单自己不愿花高价买名牌，有一次还数落年轻演员狄菲菲，“干吗要穿名牌?应该相信你自身有足够的魅力，用不着靠名牌来撑市面。”这既是玩笑，也是真心话。我们认为流行款式只是张扬了设计者的创意，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尽管有些名牌穿在菲菲身上还是蛮漂亮的。

三个人中最不像名门闺秀的就是潘我源了。她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可能她母亲也没空管她，随她去疯玩、疯闹，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抽烟。1949年1月她竟然背着母亲跟电影演员夏天去了解放区。参加了文工团。但是她也没有正经演过戏。半年后，她又随解放军回到上海，进了上影厂工作。当年她十九岁。 为人大大咧咧，笑起来不管不顾，嘴里还总叼根香烟。既不像个大家闺秀，更不像个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因此她有很多外号。我们管她叫“鸭子”，因为她笑起来嘎嘎地像鸭子叫，走路又撅个屁股。而陈叙一老厂长则管她叫“妖婆”，因为她无所不能，又无所不敢。可她聪明能干，是一个对口型的好手，又准又快，还常常能帮助导演、翻译想出些好词。因此导演都喜欢找她当口型员。

当年，崔嵬拍了电影《天山的红花》。因为是维吾尔族演员演的，说的是维语，所以到我们厂来做后期配音。也是小潘帮他对口型，把台词改成普通话。崔嵬曾拍过《青春之歌》，是一位有成就的大导演，我们都很尊敬他，对他很客气。可在潘我源眼里，谁都是她“哥们儿”。拍崔嵬肩膀，抽他的香烟，还指挥他该怎样安排配音演员班子。我看，崔嵬也服了她了。

改革开放以后，她和母亲取得了联系，去了台湾。终于在母亲的晚年尽到了一份孝心。现在她母亲已经过世了。她又回到上海，和老姐妹们团聚了。

摘自《我的配音生涯(增订本)》(上海译文出版社)